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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5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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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屠川后,湖广填四川的百万移民如何变成真正的四川人?

  (一)

  明末清初,四川俨然变成了人间炼狱。

  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记载“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在数十年的动乱中,省会城市成都衰败地最为厉害,以至于顺治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把省会临时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市)。

  及至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全省也只有区区9万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当时的四川,想要见到大活人真的比见到野生动物还稀奇。

  为了美化自身,清政府把屠杀川人的罪责全赖在大西皇帝张献忠身上,但屠杀汉人也一直是清军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优良传统”。

  根据学者张宏杰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讲述的张献忠部分,四川人口大减除了张献忠屠川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承受着多种灾难。

  第一是饥荒,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几于停滞,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第二是各类农民起义军,抢劫州县,鱼肉乡里;第三是政府官兵,北上的南明军队烧杀虐掠,南下的清兵屠戮汉人,强抢粮食;第四是虎灾,当时老虎遍及全川,被老虎吃掉的人数不胜数。

  以上,全川“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下发了一封招民填川的诏书:全国经济形势大好,唯独四川因为遭过张献忠蹂躏,而今人口凋敝,土地荒芜,不仅赋税搞上不去,还要从川外调粮救济。听说湖广地区人多地少,地方政府可以迁徙民众去四川开荒,免除入川移民五年的赋税。

  这场移民潮并非从康熙颁诏书才开始,也不仅限于湖广一地,但因为湖广籍的移民占比最高,后世就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李白说过,蜀地“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不过,蜀道再难,也难不住移民入川的脚步。

  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安土重迁”,一般人都不愿意迁徙他乡。就算是宦游旅居在外的,最后也要“落叶归根”。哪怕是到了21世纪的现在,很多人依然为否要远离家乡定居的问题而烦恼,何况是三百年前的清朝。

  其实,“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动力诚如康熙诏书中所言,“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政府号召只是外因,自发参与才是内因。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人口增长速度已远远超出粮食产量的增速,由此造成的吃饭问题成为亿万民众的生计大事,也是政府维稳的关键所在。

  树挪死,人挪活,四川田多易种,加上政府的公开推动,全国各地都有人陆续走上了入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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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嘉庆年间,成都地区有一首《竹枝词》如此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朋友们见面后问起自己的籍贯,其实自己也非“老成都”,因为很久很久之前,就不存在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了。

  这既是说四川土著早在明末清初就死得所剩无几,后来的人们一见面互问原籍。另一方面,也表明外来移民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新成都”的身份。

  从秦代到中华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每逢改朝换代,四川必定是连年战乱,生灵涂炭,随后才是其他省份的移民入川,重新恢复生产。

  可以说,“四川人”的身份是伴随着一次次的移民潮确立下来的。

  但是,所谓的“老成都”也并非真正的四川土著,如果把他们的户口本往上翻个三百年,几乎个个都是移民。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了弥补元末混战造成的四川人口大减,下令让湖广的人民移民四川,其中又以湖北籍居多。这些人的后代基本上就成了明末清初那些惨遭屠戮的四川土著。

  所以,四川的土著和外来移民只是同一群体的不同身份。从过去的角度说,是过去的移民和现在的移民的关系;从未来的角度看,又变成了现在的四川人和将来的四川人的关系。

  在笔者这种后人看来,无论是清朝还是现在,是不是四川土著并不重要,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只要愿意融入四川的文化习俗,都可以称之为“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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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于清初的移民及其后裔来说,舍弃原籍并建立新的地域认同,是一个漫长而又反复的过程。川大教授王东杰认为:“实际上恐怕要到了二十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的后裔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

  在《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和地方认同》中,王东杰讨论了移民后裔如何塑造其“四川人”的身份认同:即“他们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认为自己是‘四川人’?”

  同乡会馆及其祭祀的“乡神”是寻找“原乡意识”、续写“乡谊”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会馆成了最重要的民间社团组织之一。在四川这种“移民社会”里影响力更加明显。

  因为移民混杂,四川的同乡会馆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主祀大禹;广东会馆,也称南华宫,主祀六组慧能;陕西会馆也称武圣宫,主祀关羽。福建会馆也称天后宫,主祀天后宫。

  事实上,同乡会馆的活跃时期并不是发生在“原乡意识”最强烈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时期,而是在这些移民后裔生活的时期。

  在移民初期,入川的移民相对较少,不同省份的移民以合作为主,联合重建农业生产并对抗外来威胁。

  等到了移民后裔的时期,各省移民“五方杂处”。这种局面既是交流融合的条件,同时也把不同移民、移民与土著明显地区分开来。

  同乡会馆会时常唤起移民后裔的“原乡意识”,即使这种对原籍的认同只能说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实质情感的精神符号。

  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出于对原籍的强烈认同,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有的还经常往来于四川与原籍之间。

  等到第三代移民及其后代,基本上对原籍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最多是通过家族长辈的口耳相传有点片面的了解,很难再维持一份情感认同。“它的存在恐怕更多地依赖于和其他移民族群的区分,而不是对故乡的真切怀念。”

  清朝末年,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数地方会馆被政府征用,而其祭祀的“乡神”也被认作是封建迷信,遭到新兴知识分子的打击。再后来到现在,统治者对民间结社的容忍度都很低。

  在社会急剧转向时,“原乡意识”的最后维系就此衰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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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笔者作为四川人,祖上也不是四川土著。父亲这方的家族是雍正年间从山西太原府迁入四川,母亲这方的家族在康熙年间就从陕西迁入了四川。

  照此说来,我家的先祖都是在三百多年前,从粗犷豪迈的秦晋之地跋山涉水来到四川的。

  历史是对当下认同的滋润,当你在百来年之后,面对这些关系亲近实则全然陌生的先祖前辈时,唯有了解他们的故事才可能建立起丁点的情感联系。

  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先祖们,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他们翻越秦岭的足迹在历史的长卷中只是“沧海一粟”,变成简单的几个字安静地躺在族谱或是石碑中。

  在寻找家族足迹和变迁故事方面,央视的寻根节目《客从何处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传播范本。

  《客从何处来》的内容是节目组陪同嘉宾一起去追溯家族变迁历史,参与嘉宾全是明星名人,包括了易中天、曾宝仪、撒贝宁、谢娜等等。

  寻根这种事情需要对自己家庭历史有很强的认知。节目中的大多数嘉宾在节目开始时都很茫然,就好像在听陌生人讲故事一样,除了好奇感,并没有太多的共鸣。

  随着节目中出现更多关于家族先辈的历史考据,故事里的陌生人物开始变得鲜活生动、有血有肉。到了节目后半段,嘉宾们都为自己家族的过往而流泪或是沉默不语。

  故事越丰富多彩观众越感到有趣,对于当事人来说,太丰富并非好事,因为故事本身都很悲惨。

  能被记载在故事里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如叹息般转瞬即逝、踏雪无痕。笔者家族所处的川西北小山村,可能除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经过时有人加入红军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也许,无事即是福。

  卑微如蝼蚁,在这世上也会有自己的故事。《客从何处来》有一期的嘉宾是萧敬腾,节目结束时萧敬腾说道:“我有没有找到我家的故事,我的解读是,其实没什么故事,但我后来又解读了一次,人人应该都有故事。”